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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祝良 行走在高山峡谷(讲述·一辈子一件事)

研究大型真菌30余年成果累累

时间:2020-11-18  记者:未知  作者:未知  来源:人民网  点击: 140 次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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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祝良在野外拍摄蘑菇生长。
  资料照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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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祝良学习期间留影。
  资料照片


人物小传


  杨祝良:1963年生于云南省曲靖市,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、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主任,专注真菌研究30余年,已发现4个新亚科、21个新属、260余个新种。他为大型真菌绘制族谱,通过编纂书籍、制作宣传挂图等方式,帮助人们提高防范能力,以降低云南野生菌中毒事件发生起数、中毒和死亡人数。

  

  在昆明,即便进入雨季,大多数食用野生菌仍无法人工繁育,不少野生菌价格依然高企。然而,曾经很贵的羊肚菌,这两年价格却大幅下降。“你们在市面上看到的羊肚菌,应该是人工种的。多亏咱们现在人工种植技术水平高,大家才有这样的口福……”一进杨祝良的办公室,映入眼帘的全是菌类期刊专著,杨祝良侃侃而谈。


  “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型真菌绘族谱、认‘亲戚’”


  中国是羊肚菌科物种的世界分布中心,乍看一样的羊肚菌,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,却有30多个不同物种。从中找出既容易人工栽培、又高产稳产的物种,谈何容易?前后10多年,杨祝良团队只要出差就在全国各地采集菌株,终于筛选出十几种适合人工栽培的菌株。投放到市场,第一年便见到了效益。可转年再种,有的菌株却出现明显退化,“有的产量骤降,有的干脆不长。”杨祝良带领团队再次聚焦羊肚菌,在基因层面揭示了羊肚菌退化的原理。“现在只要检测两个基因,就能判断菌种是否退化、是否合格。”


  研究大型真菌,既有很强的科研价值,又有广阔的市场前景。杨祝良说:“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型真菌绘族谱、认‘亲戚’。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里可能有10多个家庭,每个家庭里又有不同的成员。哪些能放心吃,哪些有毒,这些研究清楚了,才能进一步考虑产业发展的问题。”杨祝良说。


  后来,杨祝良团队瞄准了被业内评价“很棘手”的牛肝菌科分类。他们联合国际同行,借到了国内外重要标本馆的大多数代表性研究材料,终于收集到了全球该科60余属约400种的2600余份标本样品。“借标本、分析基因组是我们非常常规的工作,虽然看似有些枯燥,但看到收集到的标本样品越来越多,我还是乐在其中。”杨祝良说。


  2014年3月,杨祝良团队在国际真菌学主流期刊《真菌多样性》上发表论文,首次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。紧接着,他们对我国牛肝菌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系统研究,澄清了一大批分类混乱的菌种;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被国际权威专家誉为牛肝菌研究的“里程碑式成果”。杨祝良说:“能出这样的科研成果,不是因为我们多高明,而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发展。”


  “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,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”


  杨祝良的科研离不开实验室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,但去野外发现新的野生菌,依然是杨祝良最大的期盼。他说:“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,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。”


  1998年夏,杨祝良第一次去青藏高原科考。生于云贵高原的杨祝良没想到,自己竟然在海拔3000多米处产生了高原反应。心跳每分钟120次,躺在床上像跑步,“跑”了一晚,第二天连走路都吃力……科考队长劝杨祝良回去,杨祝良想都没想便拒绝了。他说:“要是不坚持住,以后永远也不能站上世界屋脊,这会成为我科研生涯中的一个短板。”


  一周后,杨祝良身体逐渐适应,甚至比最初照顾他的同伴走得还快、爬得还高。他说:“那会儿就想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,抓紧机会考察。”也是在那次科考中,杨祝良意外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发现了野生菌。“一般认为野生菌应该长在植被茂密的林下,可为何出现在植被稀疏的草甸中呢?这本身就是很好的科研题目……”杨祝良说,现在,自己的学生到了野外,车一停就会全都钻进大山。野外采集虽然辛苦,却能够给科研人员带来重要的启发。


  杨祝良对于科研始终全身心投入。他曾大年三十没有离开研究所,也曾坚持每周六天半时间“泡”在实验室里。在国外读博期间,他还花了两年时间,到野外森林中寻找不能人工栽培的鹅膏菌幼龄个体供研究之用,最终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,后来还被外国同行收入到研究著作中。


  1997年底杨祝良完成国外学业回国,他立即开展研究、申请项目并获得批准。恰在此时,杨祝良收到国外研究机构的邀请,但他选择了留在国内。“国家培养了我,正是出成果的时候,我不能离开。”杨祝良说。


  “科普有时候比科研论文更重要”


  虽然从事的是基础研究,但杨祝良并不想躲在象牙塔里。“选择研究方向时,要结合大众生产生活的需要。”他说。


  在世界每年误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案例中,有90%以上都是因误食剧毒的鹅膏菌所致。中国共发现了12种剧毒鹅膏菌,其中一多半要归功于杨祝良团队。“剧毒鹅膏菌含有一类环肽分子,可能对癌症靶向治疗有帮助。从基因的角度研究为何会演化出这类毒素,还能更好了解整个地质历史时期蘑菇的进化规律。”杨祝良说。


  上世纪90年代开始,云南山区和半山区出现100多起“不明原因猝死”,一直没有找到原因;民间生出各种谣言甚至迷信的说法。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联系到杨祝良,并通过与国内多学科、多个研究团队联合攻关,最终发现事件背后的元凶之一是毒沟褶菌。于是,除了撰写科研论文,杨祝良还和同事们编写了科普宣传册,教当地人掌握这些毒菌的特点,远离它们。“不明原因猝死”现象少了很多,迷信谣言也不攻自破。


  “科普有时候比科研论文更重要。”科普活动没法申请项目,也无助于职称晋升,但他说,科普也是科学家的重要工作。“科研语言要准确专业,但科普得通俗易懂。”杨祝良团队2015年出版了《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》,可以帮助大众区分可食用和有毒的鹅膏菌。“记住两点,普通人就可避开大多数毒蘑菇:一是‘自己不熟知的蘑菇不吃’;二是‘头上戴帽’‘腰间系裙’‘脚上穿靴’的蘑菇不吃。”杨祝良说。


  近些年,云南省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几率已大幅下降。而这背后,既有食品安全、疾控部门的努力,也与杨祝良这样的科研人员的深入科普密不可分。


  如今,杨祝良最喜欢别人叫他“蘑菇先生”。“这还是一位小学老师起的。当时我去给一所小学做科普,老师介绍我时叫我‘蘑菇先生’,我觉得特别准确,我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?”

  

  因为热爱 所以执着(记者手记)


  对科研,杨祝良近乎痴迷。为了搜集科研材料,他和同事跑遍山山水水;为了早点获得科研成果,过年期间他也会去“泡”实验室。越是遇到科研难题,杨祝良越有动力。做科普,杨祝良乐在其中。他提出的两个标准,让高大上的科研成果成为云南山区群众吃菌的常识,极大减少了因为误食毒蘑菇导致的中毒事件。


  因为热爱,所以执着。杨祝良说,研究蘑菇是一项偏冷门的学科,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在“坐冷板凳”。业界的认可,还有被叫做“蘑菇先生”,让他始终内心火热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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